按照一般的逻辑，财富的获得不外乎两种手段：一是通过辛勤劳动从大自然中获得。
此外，在儒家历史哲学本体论中还长期盛行圣人史观意识。前者构成了历史的客观事实过程，后者构成了历史的主体价值目标[1]。
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即从天理的角度对历史重新进行了思考，他们把历史学作为格物致知求理的一条途径，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审视去寻求支配天下万物的理。在历史哲学方面，他提出了许多超越前人的新的见解。传统的儒家历史哲学由于时代的改变，许多思想也有些不合时宜。于是，便有了以正朔、服色、礼乐为标志的黑、白、赤三统说阅读本文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本文相关附件下载： 冯天瑜：文明演进中的劳力与劳心+PDF 进入 冯天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圣人 劳力 劳心
阅读本文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本文相关附件下载： 冯天瑜：文明演进中的劳力与劳心+PDF 进入 冯天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圣人 劳力 劳心阅读本文请点击下面的链接。作为儒家教育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向往理想化的鼎盛时期的西周社会，它是经过孔子内心损益、充满正义气息的德治社会。
[14]正是借助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和现实变革的深切透视，荀子十分坚决地否定了功利权谋导向，提出了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的治国良策，从而为儒家教育的理性建构奠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向。[23]要求君子须见利思义，[24]以义为崇高的价值理想——义以为上。与之相应，儒家热衷于探索教育建构的正义原则和价值重心。儒家德治、仁政与义王之社会理想构建固然推崇精神文明生活，但并不表明儒家不重视物质文明生活和民生日常需要。
[7]难看出，德治、仁政说走的是以德服人的王道路线，与以力服人的霸道路线迥然异趣。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但由于其运行轨迹不乏平等、公正的内涵，故对后世教育制度变革仍具有重要的引领借鉴之功。其结果就是一种西方可能也从来没有过的，即便在现在也不曾有过的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至五代十国的社会动荡，儒家的纲常名教再次受到强烈冲击，义利之辨遂在宋朝又一次高潮兴起，甚至被提升为理欲之辨——明天理，灭人欲。儒家追求贤人政治，并落实于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彰显每位个体所拥有的基本平等的参政权。
同理，儒家伦理本位的教育价值系统也是当代中国伦理建构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当代过于功利化、物质化和外在化的价值导向偏好，反观儒家伦理本位与内圣取向的教育价值建构自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其一，庶，富，教的教育路向建构与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启示。[15]生活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春秋末期，孔子终身都在谋划其理想中的正义社会，这一正义社会当然不是世代相沿的世袭制社会，而是贤才是举的仁爱型社会。其四，激发社会化学习动力的人性本源追问与内在超越精神。
[11]所谓分，就是贵贱、长幼、智愚之差别。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者自己即是道德的楷模和正义的化身。
[33]此后，儒家伦常思想被先后上升到独尊地位，甚至天理的本体论高度，备受推崇。[27]反之，士君子当不畏权势，为正义献身，称：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在许多有名的例子中，试图偏袒自己亲属的考官被处死——这是一种对裙带关系的惩罚，而这种惩罚在西方从来没有过。[26]荀子则直言：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直至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进士科的设立始标志着以公平参与、分科考试为取向的科举制度之正式诞生。[37]以及人皆可以为尧舜[38]的平民成圣观，肯定下学人事，即可以上达天理的日常生活态度，都共同构筑了儒家日用切己的内在超越精神与天人合一境界。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注重义利之辨，凸显重义轻利、义以为上的核心价值原则及其导向，不断传承彰显其悠远的道统文脉精神、深厚的个人品性素养与崇高的社会责任意识。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又将生与义对举，提出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朱熹不仅将董仲舒的语录——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写入《白鹿洞书院揭示》，而且聘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宣讲义利之辨，更明确指出：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著利，必害义。同理，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为百姓储备恒产，让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众所周知，正义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它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与之相应，儒家十分重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孔孟以来的道统文脉之传承，儒学所赖以存在的仁义礼教传统也被不断地弘扬光大，孔子及后儒所津津乐道的礼义廉耻、孝悌忠恕、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以及朝闻道，夕死可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箴言警句，蕴含着君子深厚的个人品性素养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意识，无疑是儒家教育建构的基本道德元素和价值重心。
他强调，先王正是根据这些现实的差别，制礼义以分之……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12]从而使每个人的欲求都能得到合乎名分的满足。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圣人做事，只向义边做。事实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建构的深远意义还不仅仅是为平民子弟开辟一条向上发展的通道，打破了世袭的固定身份区隔。
[2]孔子深信，一般的行政法治可以使百姓不敢为非作歹，只有朴实的道德教化才能让其心悦诚服地归服正道。[9]在他看来，礼才是治国理政的根本。
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更重要的是先秦儒家创设了一套普世的道德教化学说，经过后代儒者的不断完善，构建了一系列多维、动态的社会教化网络，即使无法进入正规学校接受系统的道德知识教育，也能从非正规的教育组织形式——诸如家规族法、民俗乡约、传统说书、民间曲艺等途径中习得儒家教化的价值理念和为人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普通百姓的受教育权。
与之相应，理学家热衷于义利、理欲之辨，声称：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儒家创始人孔子极力主张有教无类，后儒更进一步构建了多维、动态的社会教化网络，尊重国人的天然受教育权。他举证说：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当今世界变幻莫测，如何设定特定社会的教育变革路向，以及在变革中如何坚守教育的正义原则？这些都可以从孔子庶—富—教的逻辑建构与有教无类的教育立场中感悟到儒家教育思想的智慧光芒。
察孝廉，父别居，[20]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正官把持选才特权而造成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21]都昭示儒家教育理想的推进需要社会正义的支撑与保障。儒家并没有坐等财富的自然降临，而是在爱护民力生养和凸显以义生利的求富过程中，同时播扬了儒家重义轻利、义以为上的价值哲学。
[32]事实上，正是科举的至公性极大地调动了下层民众俊杰的向上流动欲求和学习积极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吏治，稳定了王权的统治基础。荀子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事实证明，孔子所创办的当时最大私学是成功的，其门人何其杂的客观事实以及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
